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城乡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很多农民为谋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空间，选择进城务工，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渐渐从“个体流动”发展为“举家搬迁”，由此带来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群体——流动儿童。流动儿童与其他儿童一样，是发展中的个体，自身具备无限潜能，应当获得公平的权利保障和健康的成长环境。但受城市资源承载力有限、社会保障不足、流动人口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社会排斥、福利缺失等多重困境，对其身心健康发展造成巨大挑战。
厦门市G社区作为村改居社区，地价与房价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前来居住。据统计，G社区目前有外来人口近15万，是本地居民人口的15倍之多，流动儿童在当地公办学校中占比高达85%，在私立学校中的比例几乎达到100%。父母工作繁忙导致的家庭教育缺位、城乡二元制度带来的教育排斥、社区居民身份差异引发的社会融入问题、社区规划不合理造成的安全隐患，使G社区流动儿童面临着心理健康、社会融入、人身安全等多重问题。而社区内居委会、本地人、外地人三股力量相互对抗形成的闭环，让流动儿童问题始终难以从社区内部突破。在社区内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冲突、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弱势使得社区建设无处发力，各主体自身难以突破流动儿童问题闭环的情况下，扩充公共资源的管理与提供主体，引导第三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第三方组织介入下的解局之道
1.社工机构——“小红帽”项目
为了预防城中村性侵事件的发生，政府和社工机构协同开展了“小红帽项目”。小红帽·儿童保护项目是一个以6-14岁流动儿童为主的性侵害防治社工服务项目。该项目由湖里区民政局于2014年购买，于2018年得到福建省兴业证券总善基金会的资助，一直以厦门市湖里区童缘社会服务中心承接执行。项目旨在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提高家庭、学校，社区对儿童性教育，增强高危儿童及其家庭的预防性侵害能力。
目前“小红帽”项目已在G社区以系列小组的形式开展了6余年，获得孩子家长的一致好评；但因街道购买项目和基金会支持的不连续性，“小红帽”项目的经济情况面临困境，自2019年起，小红帽就在仅凭机构捐款和零星性教育讲座收入的情况下苟延残喘。由于资金匮乏，小红帽项目目前主要依靠大量的志愿者来开展性教育活动，同时和一些公办、民办的学校开展合作，将性教育知识带入学校课堂。其中，童缘机构与学校的合作以与育青、启泰、超强三所学校的合作为主，主要以入校上课为主，根据不同的年级设计不同的课题，辅以“教师赋能”，即童缘机构社工去学校给老师进行防性侵相关知识培训。
2.公益图书馆
在推动公益阅读项目的过程中，“鸟巢阅读计划”的发起人丁勇注意到了城中村文化资源的巨大缺口：城中村大量流动儿童很难获得除了学校以外更多的文化资源，且这些孩子的日常关照、家庭陪伴等问题也十分显著。基于此，“鸟巢阅读计划”的重点服务人群开始聚焦于城中村流动儿童。自2016年10月起，项目专注于创建、运营城中村公益图书馆。公益图书馆一经开馆就得到了城中村孩子们的热切喜爱，截至2019年9月，“鸟巢阅读计划”助力了10个城中村图书馆的落成，而G社区公益图书馆就是其中之一。
图书馆实际运营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社会各界的支持，经费十分紧张，多项日常开销压力较大，阅读推广活动甚至没有经费保障。图书馆人手不足，馆长身兼多职，不仅要维持日常场馆运营，还要进行活动策划、联络志愿者以及行政和财务工作等。在资金方面，地方政府和居委会虽然在态度上对公益图书馆表示支持，但由于资源短缺、分配不当等多种原因，项目获得的官方实际支持极少。
3.立体兼容：第三方组织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G社区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社区内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冲突、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弱势使得社区建设无处发力，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儿童面临着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双重挑战。在各主体自身难以突破流动儿童问题闭环的情况下，第三方组织介入显得尤为必要。本部分重点探究第三方介入流动儿童问题的作用机制。
3.1整合社会资源，提升组织发展能力
第三方组织在介入流动儿童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与政府、社会等主体互动合作，可以有效整合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增加持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而在G社区场域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为解决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能性和条件。对于第三方组织而言，其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充足的志愿者资源。通过积极吸纳高校学生、义工团体、退休的党员干部、企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志愿服务，G社区的第三方组织已初步形成了来源广泛、年龄和职业多元的志愿者群体，为其日常运营提供人力支持。在经济资本层面，“小红帽”项目和公益图书馆在获得政府授予合法性的情况下，凝聚了大量民间公益团体和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关注。通过募捐筹款、公益演出和义卖活动等多元途径，为流动儿童争取了更多的生活物资、活动资金以及文印书籍等物质资源。在文化资本方面，第三方组织邀请各行业专业人员，定期为流动儿童开展培训与讲座，为提高流动儿童的综合素养提供可能。例如公益图书馆邀请专家为流动儿童开展书法传承、音乐素养、沟通技巧、文明礼仪、闽南文化、弘扬非遗等专题课程，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关怀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G社区公益图书馆还专门设立了沙盘室，并邀请公益心理咨询师来为社区内的流动儿童提供免费咨询和低价治疗。此外，“小红帽”项目也由童缘社工机构招募吸纳了众多性教育、艺术绘本创作的专业公益人员，由此得以持续运行，将性健康和性保护知识源源不断地传授给一波又一波的流动儿童。
3.2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培育社会适应惯习
G社区原有的场域形塑了流动儿童的不良行为习惯和认知模式，也进一步剥夺了其融入社会并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流动儿童父母普遍工作繁忙且受教育水平较低，所以大多数父母都秉持全权委托学校的“放养”式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子女是学校的责任，家长只扮演旁观者角色。由于家庭教育的缺位，很多流动儿童不具备自主学习意识，放学后也只是在街头玩耍，在社区内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现象屡见不鲜，而依靠暴力获取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可的心理大行其道，由此生产了一批“学做工式”的贫困代际传递。虽然“放养”式教育的惯习在代际中不断被继承，但是惯习也绝非一成不变。行动者会根据场域变化，在感知和评价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与情境产生互动，进一步形成、生成与更新惯习。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介入，改变了G社区原有的资源分布和配置，将教育相关的经济、文化资本的泉水不断输入流动儿童教育的荒漠，并凭借其独有的在地性和扎根优势，逐渐改变了流动儿童所在的场域形态。例如，公益图书馆的建立，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温馨、免费的学习场所。不仅让流动儿童在放学后的安全得到保障，还使其能够广泛阅读书籍、学习知识，实现全面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将孩子放学后送到公益图书馆学习；更有孩子被图书馆的氛围吸引，每天下课后都主动来到图书馆阅读学习。综上，G社区中，经济、社会等资本始终是“硬通货”，是场域主体获得持续竞争资格以及凭借资本置换取得更高位阶的绿色“通行证”。第三方组织先通过整合各方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得到更多资本，使自己在场域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取打破社区流动儿童问题闭环的能力；接着，又凭借自身的扎根优势，在行动上打破流动儿童的陈旧惯习，促进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
4.内力外力：第三方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
资本包括带来收益的所有类型的资源，是行动者实践的基础，也是行动者开展社会实践的最有利工具。第三方组织能够在解决流动儿童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民间领袖推动、地方政府支持、社会广泛参与、流动儿童认同等多种要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民间领袖在第三方组织建立发展过程中起到发起和动员作用。G社区公益图书馆的建立者丁勇为了给放学后的流动儿童一个稳定、求知、充满安全感的环境，担任起点灯人角色，利用自己的积蓄创办图书馆，用阅读为流动儿童孩子们点亮一盏不灭的灯。在图书馆建成的前半年，馆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丁勇一人，为图书馆募款、管理账目、打扫整理、照顾来看书的孩子等一切大小事务都是他一人承担。后续他通过宣传发动公益伙伴、大学生等志愿者，推动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为第三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直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
面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与流动儿童教育需求间的不匹配，能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组织逐渐开始发挥起了政府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方组织具有志愿性、需求相应性等特征，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带来的问题，提高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因此，当地政府对其发展持支持态度，为第三方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并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第三方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据介绍，虽然政府在态度上对第三方组织持支持态度，但由于资源短缺，项目获得的官方资金支持实际较少，大部分的资金是由个人和社会组织捐赠。目前，“小红帽”项目主要依靠机构捐款维持，公益图书馆的运营资金由厦门躬行志愿者促进中心、童缘社会服务中心、面包读书会、湖里区青年义工协会等多支民间公益团队共同募集。除了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很多爱心人士、社会组织、义工团体和企业的人员也会不定期前来帮忙，协助第三方组织开展性教育、手工、观影、心理咨询、英语培训等活动，丰富流动儿童的知识和课后生活。
在情感方面，由于社会各界总体对流动儿童的安全问题关注度较高，加之第三方组织在解决流动儿童问题上有积极作用，因此大家普遍对第三方组织介入流动儿童问题持支持态度，为第三方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流动儿童对第三方组织的情感认同也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符号资本。公益图书馆开放后，每天下午放学或者周末，流动儿童都可以到图书馆中写作业、读书、结交朋友，还可以接受防被拐、防欺凌、防性侵等知识教育，收获颇多。对于这些流动儿童来说，公益图书馆不仅仅是一间图书馆，还是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安全港湾，他们对第三方组织的认同和热爱，是推动第三方组织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区流动儿童问题治理的改进建议
多元共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大趋势，特别是在存在多种矛盾冲突的复杂场域中，社会组织对于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维护社区和谐产生积极影响。结合理论，对G社区流动儿童问题治理的实际情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当前还存在影响治理效果的几个问题：经济资本方面，资金难以稳定供给；社会资本方面，本地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有限，一些工作难以开展；文化资本方面，自身建设人才缺位，面临着人才不断流失的窘境；符号资本方面，存在来自民众和政府的顾虑情绪。这些问题需要多主体发力对其加以解决，以更好的解决流动儿童安全隐患，打造儿童友好的社区环境。
1.上下发力：改善项目购买制
由于中国社区福利项目采取项目投标和购买制度，政府领导的更迭很可能导致项目购买的断裂，造成项目的不连续性，这是造成流动儿童专业救助项目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落实基层自治的过程中，自治单位及上级指导单位应当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设立专门帮扶地区弱势群体的相关部门，保证民生项目的资金通畅和持续运营，在自上而下的层面上促进社会福利朝着更加稳定、普惠的方向发展。此外，由于G社区中大量社区资源未能开发，社区内生力量未能调动，也是造成该社区获取内部和外部资源能力较弱的原因之一。因此，社区居委会应当不断进行资源整合，努力为社区居民搭建更多资源平台，促进多方主体参与社区共建，实现民生项目自下而上共同发力。在社区内部，居委会可以调动当地的各个小作坊和餐饮店，成立社区互助合作社、商业服务社、社区维修服务等经济实体，生产经营病收取费用；在社区外部，当地的第三方机构应当注重寻找长期服务支持，如与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集美大学爱心社等高校单位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也可以寻找更多的第三方组织，形成跨地域的流动儿童救助专业组织。
2.畅通互联：扩大社会参与度
任何一个民生项目的落地，都需要各方共同支持，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对于流动儿童的教育和安全，需要多方主体形成合力，一并推动流动儿童相关资源的整合和落地。鉴于G社区当前家长、学校和居委会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第三方组织应当承担起联结社会各方的主导责任，打通学校、居委会和家长的关节，发现和培养社区领导人，引导社区自治力量独立发展。前期，第三方组织可着重建设儿童朋辈支持团体，提高儿童安全自助、互助能力，即从最容易、最易改变的群体入手，而后进一步引起家长、社区居委会重视，联合家长和社区居委会共同建设儿童安全社区。中期，随着儿童安全意识的逐渐提升，社工可进一步与学校合作，引导学生形成相互支持小组，鼓励学生相互提醒安全问题。后期，随着儿童自助团体的建立，应当逐渐纳入家长及其他相关方的行动。因居民和居委会信任关系并未建立，这时社工可组织多次见面座谈会，将家长（主要是外来人口）和居委会相关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儿童安全问题，建设他们自己的儿童友好社区。此外，因社区居委会表示愿意开展活动，但因曾经安全责任归属问题与居民发生矛盾，故不敢再举办活动。社工通过发起对谈，在居民中发掘热心家长代表，领导儿童家长共同与居委会协商探讨活动举办责任归属问题，促进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包容，减少误解和矛盾。
3.待遇保障：存储专业后备力
第三方组织作为社会公益机构，其人才保证面临困境。由于国家政策与职业性质规定，社会公益组织工资待遇、奖金福利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限制，因而其员工容易迫于现实压力而选择离职，造成大量专业人才流失。针对此，我们认为应当适当提高公益组织职员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养职业荣誉感、道德感和自豪感。此外，第三方组织应当注重培养志愿者团队，畅通志愿服务通道，广泛吸纳、持续保存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调动和维持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提高其参与感、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并加大对其培训力度，打造一批专业化、高素质、强能力的志愿者团队。
4.提升技术：增强公益领导力
公益组织领导人应当放低身段，在争取自身符号合法性的同时，应注重对现实参与主体的理解和共情，不应以道德绑架一群人而救助另一群人。因此，公益组织要注重领导人、负责人专业能力、专业伦理以及专业技术的培养，加强工作伦理和过程监督，保障机构工作职业性和专业性。在社区工作中，公益组织领导人应当扮演一个倡导者，一方面要注重群众的意识提升，使社区居民意识到自己是行动的主体和主人翁；另一方面，则要引导居民组织自身，鼓励其团结，共同解决问题。同时，公益组织领导人也应当是一个教育者，协助问题主体认清问题，寻找问题根源，从社区居民的视角思考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公益组织领导人应当具有宏观视野，重视计划管理和服务的长远利益。因此，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应当具有相应的管理技巧、方案设计能力以及优化提升意识，并能够合理执行计划并与相关方沟通对接。
感谢“策论中国”参赛团队：厦门大学《城中村社区流动儿童困境与对策研究——以厦门市 G 社区为例》团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