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洋经济”在海洋时代中不仅是一个主体经济，还是一个整体经济。它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第四产业”。所以，表面上论述的是一个狭义海洋经济，其实琢磨的是一个广义海洋经济。但现实中发展“海洋经济”的思维还很落后，观念还没有时代感。要想发展好海洋经济，思维必须创新，观念必须更新。研究海洋经济的发展问题是为了研究人类现代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问题。海洋经济正在发生从“掠夺海洋”到“经略海洋”，从“方向性突破”到“结构性调整”，从“海洋地带”到“海洋时代”的转变。“近代化”已经使经济走向了异化状态——不是两极分化，就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战争，或是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在海洋世纪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改变和提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适应“海洋时代”的到来与浸入，避免或摆脱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等三方面的意义。经过初步调研发现，现实的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之路和状态虽然已走在全国前列，但距离世界的潮流、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待、党和国家的目标和布局还有不少差距。滞后的意识、概念与思维是制约时代经济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基于此，从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和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解决“海洋经济”发展困境的四项建议：一是浙江省应给予“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更充分、更深刻的重视与认识；二是进一步深挖并扩展“海洋经济”概念的内涵与内容；三是要做好“海洋经济”的布局、拓展与发展工作；四是要特别做好“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和发展“海洋经济”的系统工作。为此，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海洋三权理论”，做好“三个海洋”的工作。
关键词：海洋经济 第四产业 经略海洋 生态文明 新质生产力
引 言
发展“海洋经济”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不如说首先是一个超现实的理论问题。初看它是一个非陆经济，实则它就是一个包陆和容陆的经济。从理论上搞清楚为什么要发展“海洋经济”，是推进“海洋经济”最具经济效益的方式。而“经济实惠”和“经世济民”才是“经济”的本质、基础和起点。认识到这一点，可以避免“重复性投资”、“弯路性投资”、“盲目性投资”、“亏损性投资”和“损害性投资”。
当前，“海洋经济”还处在意识灌输和理论教育阶段，尚未进入结构架构和战略布局阶段，更未到作用发挥和效益收益阶段。“近代化”将“经济”带入了异化状态，而“现代化”则需要将异化了的“经济”重新回归原轨。这是“生态文明经济”的真实意图，也是“心态文明经济”的本质追求。“心态文明经济”其实是“以人为本经济”的群体心理学注释。否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出现“低效”、“浪费”、“无视”、“内卷”、“躺平”等现象，甚至劳民伤财、南辕北辙和进一步恶化。
在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正经历着“方向性突破”和“结构性调整”。在进入21世纪的“海洋时代”初期时，作为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四的GDP总量的中国经济强省，浙江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面对这些大势，浙江的经济究竟该走向何方，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所有关注浙江未来的仁人志士必须创新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浙江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索。自2003年“八八战略”提出以来，到2011年“海洋经济示范区”概念的引入，再到2021年“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确立，以及2022年“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的发展，这些政策和战略标志着浙江省逐步向“海洋经济”的方向转型。通过这一系列的探索，浙江省逐步形成了一种经济和社会转型升级的态势，正在迈向“共同富裕经济”和“向海经济”的发展之路。在全球经济日趋复杂和不稳定的背景下，浙江省勇敢地面对着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任务，尤其是在“海洋经济”和“共同富裕经济”两大关键领域中承担着“先行区”和“示范区”的重任。海洋经济在浙江省的发展战略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拥有中国最长海岸线之一的省份，浙江位于东部沿海的中部，承北启南、承西启东，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浙江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调查和分析自身的海洋资源现状，明确其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和比重。利用这些丰富的海洋资源，浙江有望在突破现有经济发展瓶颈的同时，推动海洋经济的拓展与深化，并实现快速且可持续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海洋经济，浙江省可以提升全社会的海洋意识。这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也意味着对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浙江通过推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可以帮助民众树立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增强其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为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综上所述，浙江省的发展海洋经济不仅是对其经济结构的补充和优化，更是经济发展方向和主体的战略选择。通过海洋经济的带动，浙江省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略海洋”和“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践行者和先行示范区。
浙江省从大前年的2021年到前年的2022年再到去年的2023年直至今年2024年8月一直都在狠抓“海洋经济”的再度和高度的发展问题。浙江省再度重视并启动发展“海洋经济”的工作是起步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的省政府推进海洋强省建设专班第一次例会，一直到今年1月份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海洋经济发展厅”，显示出省委省政府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视。前年，浙江省还专门开会再度重提并确立了“经略海洋”的战略概念和理念及其内容。这是对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重要性的再深度认识和再系统布局。但是，从今年7月份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来看，无论是《公报》还是《决定》，都未突出“海洋强国战略”的概念及其内涵——其中，《决定》基本上是“涉海”而很少“涉洋”的；而《公报》又是几乎没有提及一个“海”字的。那么，在现在全国正在认真领会和贯彻执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下，浙江省在发展“海洋经济”上又该如何理解和溶解这种“不一致性”而得以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呢？这是本课题和本拙文试图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自去年10月份起就在审时度势地对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及其“政策”的问题展开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研，还召开了若干次沙龙来集思广益。我们发现，尽管浙江省在“海洋强省建设推进会”上提出了要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的宏大目标，但在概念理解、实际运作和现实操作中，仍存在一些空档、短板、不足和不到位甚至错位的问题。特别是到了今年1月份，随着“海洋经济发展厅”的成立，浙江省的“海洋经济”战略以及与“八八战略”、“海洋经济示范区”、“经略海洋”概念及“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的关系，已经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战略布局和基本态势。这种布局和态势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每一届党代会重要报告对“海洋经济”的表述和阐述呈现了一种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准的发展态势。其作用之深入、意义之深刻和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但现实是，浙江省的“海洋经济”至今的发展状况和态势距离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待、党和政府的战略意图和布局还有不少和不小的差距。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经过深入调查和仔细研究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具体的差距和不足及其原因。同时，这也形成了对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突破口”的基本判断——发展“海洋经济”的杠杆是什么和支点在哪里的问题，才是其关键。因此，本文就简明扼要地提出如下包含现状和问题及原因在内的具有综合性的四项建议。
浙江省应该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
给予更加充分和深刻的重视与认识
“海洋经济”实际上早已有之，甚至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数万年来人类吃进大量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鱼类，大脑中的DHA含量不会急剧增加，人类的智力也许不会如此发达。在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海洋经济”具有独特的特性与功能，已经超越了传统认知。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是推动这一经济形态发展的核心动力。认识和了解的深度越深，发展的动力越强。浙江省要在“经略海洋”和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必须在思想意识上首先领先全国。
1、发展“海洋经济”是为了转变和提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目前，发展“海洋经济”主要仍被视为增加GDP的手段，认为GDP的增加是人们幸福的基础和前提。甚至有些人将GDP的增加直接等同于幸福指数的提高。然而，这些论点只是“近代化观点”的产物，尚未进入“现代化思维”的审视。GDP本身只是一个数量概念，尽管量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质变，但单纯的量变无法准确反映质变的方向与程度。因此，依赖这样的数据难以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而“新质生产力”更注重的是质量和高质的发展。如今，GDP的数量概念及其逻辑，可能已经成为发展“海洋经济”最大的思维瓶颈和障碍。根据我们的研究，虽然发展“海洋经济”也包含了增加GDP总量的内涵，但其作用与意义远不止于此。GDP的增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数量概念，甚至可以看作只是物理和生理的现象。然而，进入“现代化”阶段后，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种全面发展的态势，并且表现出30年为周期的起落规律。我国的经济发展几乎也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约每30年经历一次起伏变化。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是从1949年到1979年的政权巩固阶段。它在1965年发生了“文革”，1979年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确立了新中国“站起来”且“站稳了”的地位和态势。第二个30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阶段解决了“富起来”且“富起了”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个30年的中期。它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经济周期性变化的规律表明，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就必须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反思和创新，特别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如日本在“不景气”时期的发展思路和方法。当前，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局限于传统的“陆地思维”和“工业思维”，缺乏创新。从世界的角度看，发展“海洋经济”是一个新的角度和路径，值得深思和探索。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每15年一次的经济危机，还是二战后每30年为周期的经济发展规律，都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要摆脱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就必须改变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渐用“海洋思维”和“生态文明”取代“工业革命”和“知识思维”，来应对经济低谷、条件不佳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的“停滞”也是一种发展，休息、调整、积蓄力量同样是为了未来的进步。
2、发展“海洋经济”是为了适应“海洋时代”的到来和融入
2013年7月30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由此，我国正式进入了“海洋强国战略”阶段。这反映了“海洋时代”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关心、认识并经略海洋是每个生活在“海洋时代”的现代人的基本要求。否则，我们还无法真正成为“海洋时代”的“现代化人”。应该认识到，从“大航海时代”到20世纪末，人类才完成了从“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的过渡，真正进入“海洋时代”是从21世纪才开始的。地理上，“陆地时代”属于古代，“过渡时代”属于近代，而“海洋时代”才是现代的象征。然而，今天人们对“海洋时代”的意识仍未完全形成，亟需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转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视察广西时提出的“向海经济”战略构想，意义非凡。但这一概念还未得到准确而广泛的理解及其接受。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海洋强国战略”和“向海经济”的整体布局，特别是“向海经济”的结构、方向和战略内涵。这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都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尤其在经济运行不佳且面临外贸制裁时，国内资本向外投资显得尤为重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积极推动“海外日本人经济”，以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这正是从生产方式出发的一项重要战略。相比之下，我们过去的“外向型经济”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上，但这仅是一种交往型经济，而非资源利用或生产方式的经济模式。其实，根据日本经验，当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又面临国际制裁的情况时，应该更多地发展向海外投资的经济。“全球经济”不仅指海洋覆盖了地球71%的表面积，更指海洋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了氧气和淡水，维持了生物圈的平衡与发展。因此，发展“海洋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与繁荣的战略选择。
3、发展“海洋经济”是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面对经济状况不佳，很多人未能意识到我们是否正在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判断是否滑入陷阱是一回事，判断是否深陷其中则是另一回事，而如何避免或摆脱或跳出陷阱是更重要的挑战。我们应将“海洋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并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挂钩，从而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深邃。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而生产是经济的基础。我们常常将“经济”和“生产”混为一谈，又将“市场”和“社会”盲目区分开来，甚至还将“社会”和“国家”不适当地矛盾和对立起来。这种“近代化的分析思维方式”往往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现代化”思维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不仅仅是提升GDP的数量，更是提升生产和生活质量，甚至关乎思维模式的转变。进入“现代化”阶段，质量问题才是核心。如果我们仅以“利益导向”去发展“海洋经济”，就可能走上“自由经济制度”的道路，这容易导致唯利是图、掠夺未来利益、共享利益被经济利益掩盖的情况。要高度重视“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由循环、自生自灭和不求事业进而被政治完全智慧控制的特点。然而，海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公益导向”的经济模式。海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时代载体，应该承载着共享和长期发展的任务和目标。自由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局部增长或GDP的短期提升，但距离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会越来越远。战略需要长期的规划，而利益往往只关注眼前。政府的政策应引导社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强迫、压制。政策的有效性在于其配套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应从每个群体的需求出发，研究如何制定科学的政策。单一政策往往难以持续，只有配套政策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真正科学的发展。这一理念也应体现在“海洋经济”中。我们应走出“陆地思维”，以“海洋思维”来打破固有思维的限制，放眼全球，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海洋思维”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还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思路。这是一条从国内思维走向国际思维、从区域思维走向世界思维和全球思维的路径。能否理解发展“海洋经济”的建议，是衡量思维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之一。建议的核心在于充分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意识不到位，我们的海洋战略、方略、经略和策略将难以落实，甚至还会事倍功半或本末倒置。问题在于，当前对发展“海洋经济”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主要源于未能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海洋事业和海洋经济的表述和布局。当前的理解多为主观性，而非客观性，更缺乏将普遍真理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思考。而所有的表达都有“主观表达”和“客观表达”两种理解。甚至是，表达的客观性往往不是由其主观性可以左右的。其中，对表达的主观性理解虽然必不可缺少，但过度强调现实和利益的政治性，往往会导致对表达的客观性出现偏差、片面甚至不可持续的发展，就会忽略一种理解上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特别是会缺乏一种理解上的公益性和共享性。它们需要群体心理学和群体心态学的研究和解释。不重视表达的客观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已经举办了九届的“习近平海洋思想学术研讨会/论坛”，尚未引起省市地方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广泛重视与投入。同样，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这一专门研究“海洋经济主题新区”的机构，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海洋生态经济专委会和浙江省社会学学会海洋社会学专委会等学术组织的活动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参与。许多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由于是新兴的，往往难以自然地发展和生长，但它们又都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从“量”的角度来看，“海洋经济”可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发展。然而，只有从“质”的角度出发，才能将“海洋经济”打造成具有战略性、公益性和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路径。现在，只有从意识、教育、科学、技术、生态、文化和文明的多角度发展“海洋经济”，它才能成为真正的战略规划，并推动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要进一步深挖和扩展“海洋经济”概念的
内涵与内容
这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和大量质发展的前提。它决定了“海洋经济”内涵的深度与外延的广度及其效益的高度，也影响了其发展的方向、方面、方式与方法。利用海洋资源发展的经济是投入最小、效益最大和最长远的。所以，浙江省要想率先和完整地打造“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就必须在“海洋经济”概念的内涵与内容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形成具有独特时代特征的海洋经济理念。这也是“海洋经济发展厅”需要与宣传、学术、理论、发改、经信、自资、教育和科研等系统紧密合作的重点内容。因此，“海洋经济发展厅”应该成为统筹协调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甚至可以成为海洋经济的“发改委”。或者把“海洋经济发展”直接成为现在“发改委”主要和中心的工作职责。目前，我们对“海洋经济”的理解仍较为狭窄和片面，仍是以陆地思维在看海洋，仍然从技术来看哲学甚至来替代哲学。虽然国家已在2021年对“海洋经济”的范围和标准做出了较大调整，但公众的理解仍主要局限于“渔业经济”和“港口经济”，至多到一个旅游经济的方面。这属于典型的“古代海洋经济”和“近代海洋经济”的思维范式。因此，“海洋经济发展厅”的首要任务是要以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思维及职业去拓展“海洋经济”的内涵。不应认为“海洋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已然确定。我们用来界定和确定“海洋经济”的思维还在陆地时代，但以海洋国家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思维已到“从陆地时代到海洋时代的过渡时代”。处于这个过渡时代后期的国际社会，基本上还没有“海洋经济”这一名词和概念。国内对其定义和统计虽有新的调整，但与“应然”的海洋经济仍有很大差距。关键在于，未将“海洋经济”视为海洋世纪中的主体经济和一种仍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整体经济。传统的“盐业经济”等思维仍在严重束缚我们对“海洋经济”的理解。仅从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的业务范围来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思维仍局限于“渔业经济”和“港口经济”。为此，我们首先要“解放思想”，而非仅仅“改革开放”。要充分认识到“新发展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创新”理念。而创新本质上就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要摆脱“近代化思维范式”，进入“现代化思维范式”。“海洋经济”还应包括“海洋意识经济”“海洋公共经济”“海洋战略经济”“海洋科技经济”“海洋教育经济”“海洋能源经济”等诸多方面。同时，必须认识到，经济并不等同于产业，产业也不等同于企业。目前，我们对企业经济的重视较多，但企业经济只是“点的经济”，产业经济才是“线或链的经济”。虽然“线”由“点”组成，或以“点”连线，但“点”的本身不是“线”。同理，“线”也不同于“面”，“面”也不是“体”。而整体经济则是“面经济”的立体组合。现实中，我们发展的“实际海洋经济”仅占“理想海洋经济”的一小部分，甚至微乎其微。这表明，“海洋经济”的内涵和内容仍有巨大的挖掘空间，需要进一步探索、发展和投入。
此外，发展“海洋经济”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在人类面前，海洋、大气、臭氧层都是平等的存在。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中看到，土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固化的利益经济，注重“固定资产”滚“不动资产”，具有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特征。而海洋经济则强调海洋权益，是一种平等、共享、公益的经济形式，也是一种自由经济。平等经济、自由经济、共享经济和公益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因此，发展“海洋经济”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省目前正努力完成“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艰巨的战略任务。这是从功能和作用角度出发，形成的新经济形态的结果，也是对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海洋经济”的进一步补充。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这种补充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自然。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海洋经济”的内涵。内涵决定外延，内涵越深邃，外延越丰富。正如前文所述，当前对“海洋经济”的理解和发展仍较为片面、表象，尚未达到全面、系统和整体的层次。要全面认识“海洋经济”，我们必须从内涵、性质、功能、作用和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整体、系统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多角度的深层次内涵，并展现其长远的发展潜力。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探索“海洋经济”的发展路径与方法。
1、“海洋经济”是一种战略性经济
“海洋经济”发展的本质内涵，与“战略经济”的概念密切相关，这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倡导的布局。以往的经济多注重短期利益和切身利益，且又都是斤斤计较的；而“战略经济”不仅关注眼前的利益，更着眼于长远的效益；不仅考虑自身利益，还关注他人利益。战略不仅仅体现在明确的战略规划中，许多未明言的布局同样具有战略性。真正的战略往往是“只做不说”，甚至带有一定的隐秘性与误导性。中国古代哲人早已指出“兵不厌诈”，中国古代政人早在探索“瞒天过海”。国家发展不可能没有在预计和预测基础上的长远的战略布局。这些布局一方面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独特的经济效益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预防不必要的复杂、负面和错误的干扰。围棋中的战略思维深邃地体现了这一点——某些在布局中看似不经意或随意的身体倾向和举子落子会在后续的较量中逐渐地展现出其关键的重要性，甚至是一种不可和无法的替代性。这就不仅需要保密，还需要声东击西。战略是不能明说的。明说的战略不是“非战略”，就是“假战略”，甚至就是“欺战略”或“骗战略”。所以，不要太当真所谓的“战略”。其实，明说的战略都是一种策略，只是策略的目的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给予“战略经济”高度的重视。实际上，“海洋经济”可以视为“海洋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实施，甚至就是“海洋战略”的换一种说法。特别是“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可能在国际上会引发一些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因为“战略”一词往往与“战争”密切相关。然而，当下的世界潮流已经进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阶段，发动战争或引发战争因为都与战争有关而一般都是会两败俱伤的。因此，继续在国际场合使用“海洋战略”或“海洋强国战略”，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疑虑甚至敌视。而“海洋经济”的提出可以规避直接的战略和政治冲突，将其视为纯粹的经济发展路径，提升GDP的一种手段。“战略”本身是一个系统的起点，而许多人将“战略”误解为“战略系统”的终点。真正的“战略系统”由谋略、战略、方略、经略、策略和省略组成。越具战略性，经济效益越显著。但这种“经济”的概念已超越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范畴。西方经济学仍停留在“近代化”阶段，也即“资本化”和“资产化”的阶段，尚未进入真正“现代化”的视域与状态，甚至包括哈耶克的思想在内也未脱离“近代化”这一低级趣味的局限。
2、“海洋经济”是一种整体性经济
整体性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特性。与“近代经济”强调分工与专业化不同，现代经济已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其中“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正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互为对立面，共同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全球化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即“”伴随着“逆全球化”的反作用。我们还需认识到，“整体性经济”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数字统计的整体性；第二阶段是有机系统的整体性。目前，人类经济仍处于“数字统计整体”阶段，重视GDP的数量和排名，但尚未进入“结构有机系统整体”阶段。而“海洋经济”无疑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纽带。海洋不仅覆盖了地球表面积的71%，更在生态系统和大气成分（如氧气）的生成和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海运的发展，为全球资源的调配和使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连接了地球表面积29%的各大洲和岛屿。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系统息息相关，而海洋生态系统又与地球的整体生态密不可分。从整体经济角度看，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都与海洋相关。我们呼吸的空气、降雨润泽大地，甚至臭氧层的形成和对有害宇宙射线的屏蔽，都离不开海洋的贡献。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地球独特的生态系统。基于此，我们建议将“地球”更名为“水球”，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3、“海洋经济”是一种公共性经济
这一内涵与“海洋资源”的性质密切相关。海洋资源究竟是“属私”还是“属公”，是理解这一内涵的关键。人类历史上有三种私有形态：人的私有产生了奴隶制，土地私有产生了封建制，财产私有产生了资本制。而通过“新发展理念”可以发现，它间接提醒我们，海洋资源具有广泛的“共享性”，而“共享性”正是“公共性”的标志性特点。“公共性”与“个人所有性”和“共同所有性”共同构成“公有性”的不同层次。最基础的“个有”虽然在形式上与“私有”相似，但性质上完全不同。基于这一思维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是“私思维”，比如内陆国家是否拥有海洋权益的问题。“私思维”在“近代化进程”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先进的，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已显得落后。事实上，“私有制”是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制度性原因。21世纪以来的海洋冲突多源于“海洋是属私还是属公”的观念和制度冲突，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海洋公共管理”和“海洋公共政策”的问题。从“海洋思维”看，“海洋公共管理”关注的是海洋公共性及其发展问题，如“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维护。而“海洋公共政策”则是一种鼓励海洋公共事务发展的制度及其体系。“海洋经济”还可以细分为“海洋权益经济”“海洋权利经济”和“海洋权力经济”。由此形成了“海洋三权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态势。这一观点是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海洋思想，特别是在研究2013年“7·30学习会”上提出的“三海工作”后的重要发现。它标志着人类在21世纪“海权思想”上的集中体现，相比19世纪末美国马汉的“海权论”有了质的飞跃。
4、“海洋经济”是一种产业性经济
人类至今的经济活动仍主要围绕“三产”概念发展，呈现徘徊或循环的状态。而“海洋经济”的出现启发我们思考：它应该是一个“大产业”概念，还是一个“小产业”概念？事实上，它代表着人类经济“第四产业”的形成。目前，人们的关注点仍集中在“什么是产业”和“如何发展产业”上，这导致了对“产业发展”存在一些误解。产业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其发展而发展，甚至随着其消失而消失。问题在于，“三产”与“四产”的发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它们是平行发展，还是立体发展？一般认为，产业的发展是阶段式的平行发展，可以用平面几何来测量。但实际上，产业是一个层次式的立体发展——前一阶段的产业为后一阶段的产业提供基础和前提，然而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这种发展过程更像是台阶式的立体几何，而非简单的平面衔接。层次式发展不仅具有因果关系，还包含内涵与外延的多层次关系，既有连续性，也有包容性，形成了立体的整体性。正如地球的地壳、地幔和地核之间的关系一样，产业的发展也有类似的层次关系。“第一产业”即农业产业，包含了自然的“无产产业”，也就是原始产业，它是后来的“生态产业”的第一种形态。工业产业，即“第二产业”，则包含了原始产业、奴隶产业和农业产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产业，包容了工业、农业和更早的经济形态。对“海洋经济”的理解也存在宽窄之别。当初贩运黑奴从非洲到美洲是“交通经济”包容“奴隶经济”的表现，实质上是工业产业包容了奴隶制经济。然而，海洋经济并不是陆地经济的附属物，而是21世纪“海洋时代”中经济发展的总称。关键在于，“海洋经济”是一种“水球经济”、“大气经济”和“臭氧层经济”，甚至是一种“生命经济”。人类身体约70%的水分决定了我们与海洋的紧密联系。因此，“海洋经济”是一种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形态及其产物。
5、“海洋经济”是最平等、最自由的经济
人们通常认为，平等经济和自由经济是“近代工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然而，工业经济实际上是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经济，甚至类似于“奴隶经济”。事实上，平等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根源在于海洋经济。海洋经济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经济”，而平等经济和自由经济则属于主观的“意识经济”。它既有“存在决定意识”，也有“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一面。这一思想首次完整地出现在荷兰学者格劳修斯于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一书中。该书探讨了海洋带来的自由、平等和竞争，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是用陆地思维看待海洋的结果。在大航海时代初期，人类的限制主要在陆地上，海洋是自由的，但也伴随着风险。然而，在《海洋自由论》出现之前，海洋逐渐变得不自由。自由与不自由的观念之争持续到了“下海”这一概念的出现。中国的“下海”一词也反映了“摆脱束缚即是自由”的理念。“平等经济”的概念与“天下之平莫过于水”的古老说法紧密相关。然而，平等思维是海洋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仅是从微观角度看得出的结论。如果从宏观角度看，世界的平坦却是一种立体的平衡，或称“球体平”或“曲线平”。数学上，球面或曲面上的三角形内角和要大于180度，这体现了海洋思维中的封闭性，也更适合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共享经济”。因此，与“现代化”思维不同，“近代化”的平等与自由感来源于平原思维下对海洋广阔性和包容性的认知。而“现代化思维”则是海洋思维的体现。海洋覆盖了地球大部分的不平之处，使地球表面看似平坦，从而形成了一种“平等世界”的假象——海水、海风、海浪和海啸不分国界、民族、人种或文化，它们象征着真正的平等与自由。这种自然现象体现了海洋经济的全球性和无边界性。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经济条件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在海边、海上和沿海地区生活，这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中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6、“海洋经济”是一种生态资源经济
虽然“工业文明经济”也是一种资源经济，但它是一种矿藏资源经济，不是综合性资源经济，更不是“生态资源经济”。生态资源是地球的地表和表层资源。但是，矿藏资源深埋地下，与地表的水文地理及气候环境完全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因此，开采和利用矿藏资源容易破坏生态环境，与现有生态形成冲突，最终对生态造成巨大损坏直至破坏。从综合性的角度审视资源，属于“现代化”思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自然现象都具有“两面性”和“双刃性”，例如，科技既是第一生产力，也可能是第一破坏力。现在，其破坏力在越来越显著和严重。因此，对于主要来自海洋生态系统的资源，我们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和利用，以最大限度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正是发展“海洋经济”的核心所在。如果经济发展到人类需要外迁到其他星球，那就是一种失败，而非成功。它可能是科技上的成功，但一定是哲学上和思想上的失败。那么，什么才构成了“海洋生态资源”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如何将海洋灾害视为一种资源？海洋灾害，诸如飓风、台风、海啸、大风、潮汐等，在长远来看，实际上可以转化为资源。它们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能够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服务。此外，海水的深浅、洋流、潮汐变化、盐分、无浮力水、弱浮力水、海沟和海底的淡水古道等都是海洋的宝贵资源，都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甚至可以直接为军事提供支持。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是一个包含“相生相克”的循环立体系统。
7、“海洋经济”是一种逐渐发展和深入的经济
“海洋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至少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经济运行状态。第一层是“经济海洋”状态，指的是将经济活动置于海洋和海岸上的经济形态，如沿海城市或海岛的经济活动，这类活动对海洋没有特别要求，只是交通便利。第二层是“海洋经济”状态，指直接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效益，例如捕捞和制盐等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依赖海洋资源。第三层是“海洋生态经济”状态，它不仅涉及直接利用海洋生态资源，还包括利用这些资源缓解工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如通过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碳固定、碳控制和碳分解瓦解，形成“碳汇”。然而，我们不应将海底的石油和油气资源简单归类为海洋经济资源。这类资源本质上不属于海洋资源，它们只是在海洋环境中被开采。开采活动是“海洋经济”，但石油本身并不是“海洋生态资源”，反而可能会破坏海洋生态。人类至今不是过度利用海洋生态资源，就是破坏这些资源，如海上石油化工产业和现有的海水淡化工程。这是“生态文明”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在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不可回避的现实。石油开采可能对海洋生态产生负面影响，例如2010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因此，石油化工产业不应成为“海洋经济主题新区”的主要业务。虽然从短期看它可能带来GDP增长，但从长远看，可能得不偿失，甚至引发灾难。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就是一个相关案例。此外，虽然“港口经济”也是海洋经济的一部分，但它更多是交通和物流的辅助经济，不能成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我们应特别关注“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之间的关系。例如，舟山渔场无鱼，是否与舟山海域成为海上交通枢纽有关，是否与上海港、宁波港、舟山港，或与镇海炼化的生产相关？因此，在海边或海上发展工业时，必须进行“生态承受力”的研究。“海洋经济”还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广义的海洋经济是人类的“第四产业”，包括“海洋农业”“海洋工业”“海洋服务业”和“狭义海洋产业”。当这一“海洋经济”的理念和状态最终形成时，才标志着人类真正进入海洋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
8、“海洋经济”是一种借力协力合力的经济
我们可以从船老大开“顶风船”中得到启发，利用水力、风力、帆力与船的动力互动，通过力的组合将船开往“理想的彼岸”。“船文化”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风雨同舟”、“同舟共济”。海洋生态的毁灭将导致人类的灭亡，这并非危言耸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揭示了海洋生态文明的核心，这与“陆地文化”有很大的不同。陆地文化中的商品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海洋文化中的市场文化则是一种“共济”的生存理念。对经济的理解存在“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差别。近代经济重视利润和产值，而现代经济更强调在乱世和水深火热中“经世济民”。最终的经世济民就是要保护海洋生态，这关系到人类在“水球”上的生存问题。生存是人类发展的底线，而非高线。生态的运行是一种整体、综合、协作的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英文“economy”的前三个字母“eco”正是“生态”的缩写。由此可见，经济首先要关注的就是生态问题。现代的“经世济民”与古代不同。古代的“世”指“世间”，而现代的“世”指“世界”；古代的“民”是“民众”，现代的“民”是“人民”。“人民”不是“市民”，也不是“人们”。从英文“people”来看，“人民”具有不可分的整体性。“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为多数人服务，而是为全体人的公共利益服务。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民”及其政策的导向，特别是在推动“海洋生态经济”方面，有助于通过保护海洋资源来积极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长时间以来，我们是将“现代经济”误解为“竞争经济”的。实际上，“竞争经济”往往会引发“斗争经济”和“战争经济”。“近代经济”正是“竞争经济”、“斗争经济”和“战争经济”的体现。这种“战争经济”是竞争经济的极端形态。虽然近代化经济带来了人类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它也可能将人类带入战争，导致发展归零。这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必须面对的现状及其思考。
我们要做好“海洋经济”的布局、拓展
和发展的工作
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海洋经济”的意义和内涵。现在，我们将具体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项目，以及如何推动这些项目发展的路径。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海洋经济”的项目、路径、方式和方法分为几个主要类别进行考虑和实践。特别是，推动“海洋经济”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入手，不仅限于直接的经济项目。直接抓取的“海洋经济”项目往往属于“小经济”，而通过间接途径抓住和推动的“海洋经济”才是“大经济”。这也是必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具体工作建议：
1、做好“三个海洋”的工作
在2013年7月30日的十八届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三个层面的工作，这为我们提供了对海洋事业的全面战略思考。“海洋经济”必须在“海洋事业”的大框架内进行考虑，否则其发展将失去方向。基于此，我们可以形成如下理解：首先，“关心海洋”强调我们应积极关注海洋生态现状及其变化，尤其是海洋水平面上升的速度、污染的程度及其对人类利益的潜在影响。保护海洋生态是确保人类与海洋可持续互动的基础。其次，“认识海洋”涉及对海洋知识的普及和理解，包括海洋对人类及其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海洋地理特征（如海洋深度、海岸线状况、深水区域）以及全球气候现象（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形成与影响。特别是“海洋食品”对人类大脑中DHA的增多及智力发挥和发展的影响，以及随着海洋水平面上升引发的人类迁徙对全球布局的影响，这些知识的普及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最后，“经略海洋”不仅是对海洋战略的审视、贯彻和落实，还涵盖了从宏观战略到具体方略再到方向策略再到细致经略的完整体系。它包括从谋略到经略的递进过程，每个阶段都为更高的战略目标服务。“经略海洋”不仅关注经济效益，更是保障海洋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的全方位战略实施，确保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2、发展“海洋战略”经济
我们已经探讨了“海洋经济”作为一种战略布局型经济的特性。当前，它仍是一种“投入型经济”，尚未成熟为“产出型经济”。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形态需要长期投入，其效益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并需要精心的策略推动，而不是立即带来GDP增长。所谓“战略经济”不仅关注当下的利益和效益，还着眼于未来，尤其是更远的将来。这意味着经济效益不仅要持续增长，甚至有可能在后期坐收渔利。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发展海洋战略经济时，可以参考马汉的“海权论”，他主张从全球角度控制具有战略地位的海洋区域。正如围棋中的投子布局，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也曾说过，控制海洋就等同于控制了世界，强调了海洋经济的战略地位。在现代语境中，我们必须明确哪些海洋资源具有战略价值，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课题。目前，中国的海洋经济仍处于结构的建构和重构阶段，尚未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我们可以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汲取经验，当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里的“建设”是指打基础，而“发展”是指在这些基础上发挥和扩展经济潜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资本持有者、智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共同努力。政策应确保这些投入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追求短期的产出，避免过度开发和生态破坏。政府应鼓励对海洋经济进行全面研究，从而制定有效的战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3、做好“海洋三权”工作
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海权经济”，不仅受马汉“海权论”思想的启发，更是习近平“海洋三权思想”指引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7月30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提出的“海权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开创性，显著超越了传统的“海权论”思想。习总书记的“海权思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海洋权力论，即海洋的力量（Sea Power）。它关注如何通过军事力量和战略力量来解决海洋矛盾、冲突直至战争，以实现海洋和平与世界和平，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超越了马汉的思想；海洋权利论，即海洋的利益（Sea Interest），关注国家在海洋中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海洋权益论，即海洋的权益（Sea Right），特别指具体的法律权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利益。在英文翻译中，“权益”通常对应于“Right”，而“权利”多翻译为“Interest”。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国际海洋法非常关键。我们可以将习近平的“海权论述”概括为“海洋三权理论”。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涉及许多海洋经济中的权益问题，其研究与实施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利益（Interest）和公益（Right）的效益。但现实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理解从“私利”即Interest的角度出发较多。这是一个不利于落后国家和发展国家共同争取海洋权益（Right）的角度。这是人们混淆“海洋权益”与“海洋权利”的结果。而“海洋三权思想”对此已有概括性的论述，看到了“三权”带来的经济效益。此外，海洋经济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向海经济”、“海岸经济”、“上海经济”、“海上经济”、“海里经济”、“洋里经济”、“深海经济”和“远洋经济”等。每种类型的海洋经济都有其特定的经济活动形式和利益点链。明确这些经济类型及其概念，有助于更好地开发、管理和发展海洋资源。通过细致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制定全球海洋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是“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海洋三权”思想的深入学术研究，还要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落实到实践中。
4、发展“海洋政策经济”
尽管“海洋法律”设定了海洋权益和权利的框架，但推动和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海洋政策”。没有政策，就无法实现权益和权利。而法律只能是保障和维护权益和权利。它只能放宽限制和降低门槛。这也是“实现”与“保障”功能的本质区别。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海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现实是，人们对“法治”的体制机制比较重视，而对“政策治理”的体制机制比较轻视或冷漠。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特别将“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在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其实都有“法律制度”和“政策制度”的说法。这与有些观点不同。有些观点认为，制度和政策都是治理的工具。但我们认为，政策与法律一样，都是制度的一部分，但又属于“非制度”，如同“白马非马”一样。这符合人类重视“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先重视法律制度，后重视政策制度，现在重视综合制度。这是20世纪“制度经济学”兴起的制度原因。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还是“小制度”——Institution。我们主张的是一种“大制度经济学”——system。制度是机制文本化的总称和统称，具有概括性、宏观性和抽象性。但是，在制度中，法律通常具有限制性，规定了不可为的且要给予惩罚的行为；而政策则规定了提倡的具有激励性的行为，旨在鼓励特定行为的发展。在现实中，“海洋政策”与“海洋法律”尚未严格区分，这也是许多国家未能充分进入“海洋时代”的原因和标志。法律通过规范和限制来维持秩序，而政策通过激励措施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活动。例如，浙江省很早就有了政策制度：早在2000多年前的越王勾践就制定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越国要想打败吴国需要大量的士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凡是政策都有一种激励的功能。今天，宁波市也通过《宁波市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21—2025年)》提出了未来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到2025年要使宁波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雏形，到2035年要建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但要实现这些目标，仅有法律框架和发展意图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灵活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支持。这种政策应重视资金的引导和奖励机制，确保前期投入的资金能够通过政策支持而得以放大和得到回报。为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我们必须对“海洋经济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政策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要由政策引起的经济效益。它又是一种系统性很强的“导向型经济”。与法律的限制性不同，政策通过激励机制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和科学地发展。所以，制定系统的、科学的“海洋经济政策”势在必行。研究“海洋经济政策”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对海洋经济的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二是对现行海洋经济政策的系统梳理和评估；三是探索浙江省需要何种海洋经济政策以推动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和科学性地发展。当前，许多地区更侧重“海洋法律治理”，忽视了“海洋政策治理”。但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政策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最后一公里”。它通过引导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等资源，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进一步来说，政策需要明确激励和引导的机制。例如，当政府奖励生态经济时，政策应具体说明奖励内容、奖励机制和奖励资金及其额度及时间范围。同时，政策还需与法律协调，确保发展的平衡性与合力生成。当前以“GDP翻番”的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标准是一种数量导向的思维及其倾向。但高质量的发展才是现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资金的投入和人们的生活，而非短期产出或得到多少。在“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本如何有效投入到海洋事业中去，是规划的重点之一。为了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必须确保生态的可持续性，并促进技术创新与行业升级。而追求“又快又好”的发展往往是一个“美好的误区”。特别是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首先要关注“快”，进而过分地关注数量增长可能会忽视质量和“好”的重要性。海洋经济现在的发展不仅需要数量，更需要质量，应该首先考虑质量和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政策框架和有机的政策机制，而不是单纯依靠法律约束。法律是“死的”，它定义了不可做的负能量的事；而政策是“活的”，它通过规定可做和提倡的事情，来能够灵活地应对变化，推动经济朝着正确和正能量的方向发展。同时，法律是冷的，而政策是热的。最终，通过构建现代化的政策治理体系，我们可以确保海洋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增长，更能在质量上取得显著进展。
5、发展“海洋社会”经济
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在“海洋世纪”的背景下，这一目标特别指向“海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是传统经济学界较为忽视的领域，也是“新质生产力”理念下的创新思路。“社会生产力”首先是一个为人的生产力。它对应的是一个“利益生产力”。其次是一个整体生产力，它对应的是一个分类和局部的生产力。再深一点，“海洋社会生产力”就是一个领悟和觉悟“水既可载舟又可覆舟”的社会，它对应的是一个“舟既可装水又可倒水”的陆地社会。浙江的实际情况表明，除了内陆地区如丽水、金华、衢州、湖州等地，大部分地市都直接面临海洋，具有不同程度的“海洋社会”特征，但这些地区仍然属于陆地社会靠海的组成部分，尚未形成完整的“海洋社会”。“海洋社会”本身是一个意识问题和机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与“陆地社会”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海洋为中心，例如“太平洋社会”、“西北太社会”、“东海社会”或“杭州湾社会”。其中的机制与“陆地社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不同。陆地，的纽带是土地，容易产生封建意识和封建体制。海洋社会的纽带是海洋和资本——最早的资本就与海洋风险密切相关，这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由此看，海洋社会通常都是跨越现行行政区划的，甚至是跨国的，展现出社会生产力的综合的新形态。例如，舟山是典型的“海洋社会”形态，展现了完整的海洋社会生产力。通过构筑“东海海洋社会”，我们有可能组织起周边的韩国、日本、琉球和台湾等地，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海洋社会生产力”网络。同时，浙江省内各地市都在积极主动地增多“海洋社会”的成分。如绍兴市通过建设现代化海洋社区，不仅提供了生活设施，还吸引了海洋产业从业者和科研人员，推动了海洋经济的聚集与发展。这显示出，发展“海洋社会”经济需要突破现行的税收制度，超越传统的产业框架，依赖创新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激发社区成员参与海洋经济的积极性。其中，政策的支持至关重要，它可以将这种社区活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未来，“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策略应集中在通过政策和社区建设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海洋意识，而不仅仅只关注传统经济指标的增长。这需要对从政策制定到实施的每个环节进行精确规划，确保海洋经济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得到可持续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经济”。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不仅依赖便捷的海上交通，更依赖于丰富的海洋文化。完整、系统、整体的海洋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力和相通性，可以促进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海洋不仅吸引着海岸居民，也深深影响着内陆居民，这种普遍的吸引力为发展“海洋文化经济”提供了契机。例如，发展“海洋文旅”可以通过海洋生态、自然风光和海水体验来吸引游客，既促进了旅游业，也增强了海洋保护意识。同时，海洋经济的发展应更加关注“海洋生态”经济的潜力，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系统研究和价值评估，将其视为宝贵的“生态库存”，并将其纳入地区GDP的计算中。这不仅是对传统经济模型的补充，也是推动更加可持续和环保的经济发展的现代思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重新定义了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促进了一种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在政策制定与经济规划中，应采用现代化的思维，重视并充分利用海洋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全球影响力。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使是舟山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和已是一个“海洋社会”。所以，浙江省要想形成一个“海洋社会生产力”任重道远。如果对一个人来说，他还没有海洋意识，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现代人。
6、发展“海洋科技”经济
海洋资源和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必须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不是所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生态资源，尤其是现在的科学技术。现在更多的是，越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的破坏就越厉害。原因是，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基本都是和都能利益化的，而不是生活化的。利益化让科学技术在近代进入了一个异化状态，使其在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是第一破坏力。这需要浙江省科技界应该率先在“科学技术生活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民众和人民的福祉服务。这需要浙江省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制定跳出“科学技术利益化”的世界潮流的项目及其政策，以引导整个浙江省经济逐步地并最终是整个地向“海洋经济”的方向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是至今最省能源、最少破坏生态甚至还能促进海洋生态和全球生态发展的又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经济形态。而现代的科学技术应该在如何突破“增长极限”的生态要素上大作和做足文章。当前，我们对海洋的研究仍较浅显，限制了海洋资源和生态的深入开发，进而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舟山渔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到一个无鱼可捕的状况。这种状况在持续将近30年的努力后仍然改观不大，主要还是海洋经济政策出现了问题。这也源自于对政策的理解出现了问题。现实的政策还是限制性的条款为主和过多，海洋经济仍主要依赖传统的“资本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但这种模式经常追求的是短期利益。但从伦敦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著名雾都之后，人类对科学技术可能对生态造成损害和破坏的认识在逐渐提高和深入。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省要积极响应国家在海洋科技方面的号召和提倡，得到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应集中资源，重点攻关海洋科技中的重大问题，类似历史上的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中国的“两弹一星”项目。建议国家设立类似“诺贝尔奖”的“国家海洋科学技术奖”，奖励那些创新且未由政府直接资助的海洋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包括类似于“海洋三权思想”在内的海洋类的人文和社科研究成果。同时，政府应为海洋类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更多支持，设立每年的海洋人文、社科、自科、工程、技术研究专项，并委托给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人去做。例如，可以提出政策支持综合性海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为这些机构提供比普通高校更多的经费支持，如将浙江海洋大学的经费设定为普通高校的两倍。这类政策不仅能促进海洋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还能吸引并培养海洋人文和科技人才，巩固海洋经济的基础。此外，政府在引进海洋人文科技人才时应加大激励力度，如提供常规奖励两倍的奖励措施。这样的政策实施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现实且具有战略性的海洋人文科技经济体系，使海洋经济的发展更加系统且具前瞻性。但关键在于，究竟做什么样的海洋自科和社科项目才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它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拍脑袋、拍胸脯和拍屁股的结果。
7、发展“海洋教育”经济
发展“海洋教育”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这里的“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游客到海上千岛城市——舟山旅行，是否能形成对海洋的特殊情感？实际上，教育是最大的经济，它不仅是职业问题，更是事业、兴趣、爱好甚至热爱的体现。教育的投资少而受益长久，具有持久和可持续性。海洋教育的重点在于通过专门培养，推动海洋产业发展的高级人才，尤其是具备海洋生态文明意识的各类人才。例如，养殖科学家不仅能指导企业提高操作效率、增加经济效益，还能通过创新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浙江省应在全省范围内营造浓厚的海洋教育氛围。浙江海洋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学校设有多个海洋相关专业，培养了大量在海洋人文、海洋师范、海洋科技、海洋治理和海洋工程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对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样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教育体系，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还为地区和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持和知识创新。海洋教育的成功还体现在其多学科的整合能力上。通过结合海洋思想的启迪、海洋科学技术的开发、海洋的治理和海洋企业的管理等领域，学生能够获得广泛的事业职业选择和技能应用场景，从而将教育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经济产出。举例来说，海岛旅游和海上旅游的发展与海洋教育的成功密切相关。海洋教育不仅向人们传递海洋的魅力，还培养了人们对海洋的兴趣和热爱，使他们愿意为海洋事业贡献自己的资本和能力。但是，当前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缺乏“海洋意识”和“海洋生态文明”教育。具备海洋知识和意识的人仍然太少，尤其是在海洋高校中，这种特色并不突出。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应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内容，包括应从海洋思维的角度如何再去慎读马克思《资本论》的问题。马克思用了四十年时间在英国写就的《资本论》其实无处不受英国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响。这其实也是“三海工作”中“关心海洋”和“认识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8、发展“海洋人事”经济
发展“海洋人事”经济是推动舟山乃至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策略。没有人才支撑和人口红利，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其实，人事经济才是最本质的经济。不是为人的经济和没有人的经济其实还不是经济。人事工作又分为人口工作、人员工作和人才工作。人口工作关注的是数量问题，人员工作关注的是技术问题，人才工作关注的是哲学和科学的能力问题。关键在于，从事海洋事业的人有多少？生活在海岛上的人和工作在海上的人有多少？现在，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减少，正是作为浙江省唯一在海上的地市级行政区划和国家级新区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有专家早在13年前的2011年时就提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应该在10年把人口数量发展到300—400万，否则就是没有完成国家战略的最基本任务。这其实需要开辟“海洋就业市场”。一般认为，就业市场是靠市场形成的。但对关系国家战略的就业市场，政府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国家就会一直陷于“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发展境地。为此，海洋人事部门必须走出衙门走向社会，为事业、企业和社会服务，积极开辟就业种类和市场，努力提高海洋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员多样和人才质量，甚至可以把来海洋区域生活也当作是一种创业——为他人来海洋区域就业创造了机会。同时，岛上居民和海洋从业人员的海洋意识也需要提升和加强。现实是，这方面的意识在明显下滑，甚至还在断崖式地跌落。这与浙江省“向海经济”发展的目标相去甚远。浙江省和全国现在发展的还是在海边，还没有到海上。但世界趋势是，二战后发展好的都是海上国家或地区。它们其实都已超越了海边概念。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在本地培养海洋科技和职业技能人才，还应从全国乃至全球吸引专业人才和特殊的优秀人才。为此，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包括优惠的税收政策、职业发展支持、改善生活设施等，吸引并留住海洋领域的人才。例如，舟山可以通过与国内外著名海洋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引入国际先进的研究和教育资源。同时设立“海洋人才特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工作机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此外，舟山及浙江省应积极参与国际海洋项目，举办国际海洋论坛，增强与全球海洋人才和机构的联系，建立长期的合作与交流机制。这种国际视野和合作网络将为本地海洋经济发展带来新思路和创新技术。通过这些措施，舟山和浙江省不仅能提升在全球海洋经济中的地位，还能建立一个稳定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人才库，为海洋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同时，要看到，全国乃至世界著名人物能够入住海边和海上城市本身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和非利益的经济效益。
9、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经济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全省各行业、产业和企业都在探索与其结合的发展路径，海洋经济也不例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目前，无论是海上的舟山，还是沿海城市，抑或非沿海城市，其创新和探索工作进展缓慢，缺乏实质性的推进。这主要是因为，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未能聚焦其实质和本质，大多仍关注“新量”“大量”的传统发展思维，依然停留在“近代化”的状态中。事实上，“工业革命”的革新并不等同于“新质”，顶多算是“新路”。即便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甚至第十次工业革命，仍然只是在走“新路”，而不是“新质”。可能是穿上了“新鞋”，但走的还是“老路”。经济发展的“新路”在哪里？科技再先进，充其量也只是“新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在于发展“向海经济”以及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然而，对这一点的认知和理解还相对薄弱，相关研究与探索亦显不足。“新质生产力”应是“现代化思维”审视下的产物，是“工业革命”与“文化革命”“人的革命”“精神革命”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海洋新质生产力”必然是海洋工业、海洋工程、海洋设备、海洋科技与海洋哲学、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生态文明、海洋精神、海洋信仰和海洋社会的理想地有机结合。其中，最核心的方向是发展基于“海洋生态科学技术”的“海洋生态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最大特点在于：第一，它不仅不破坏生态，反而通过保护、养护和增强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它不仅不会削弱现有的生产能力，反而能够推动其跨越式发展，降低能耗，提供可转化和降解的清洁能源。当前，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如果无法有效应对和得到有效控制，人类可能要么在挑战中突破，要么就在压力中衰亡。
特别做好“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和
发展“海洋经济”的系统性工作
“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浙江省的海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达了一个新境界，开启了新征程。然而，尽管浙江省在“海洋强省建设推进会”上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后续的讨论、宣传和推动以及预测和对策的研究似乎都有所停滞，较少有人在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一重要方向及其问题。实际上，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在经略海洋方面和海洋经济方面的责任和担当。
（一）浙江省要做好发展“海洋经济”的系统性工作
系统性是21世纪发展“海洋经济”的基本要求。如果海洋经济发展仍未达到系统化，只能说明发展的思路仍然停留在“分析思维”层面。分析性思维是“近代化思维”的特征，而“现代化思维”强调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和有机性。只有将“海洋经济”发展纳入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框架中，才能真正实现其高效、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1、要把习近平海洋思想学术研讨会办深办长办透，找到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思想的理解和研究中发现，这一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对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独特的指导作用。现实的海洋经济发展单一而表面就与没有深入研究习近平海洋思想尤其是海洋经济思想高度相关。习总书记的海洋思想不仅是他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突破性、创新性和时代性上都具有极高的独特价值，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新视野和新领域。然而，当前我们对这一思想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及“两山理论”。实际上，习近平的“海洋思想”比“两山理论”更为丰富、深刻，且具有全球性、世界性和国际性，更具有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其中，“两山理论”只是局部的“小生态文明”，而“海洋思想”属于全球的“大生态文明”。因此，必须通过学术论坛或研讨会才能深入研究、长期探讨、反复辩论，才能将习近平海洋思想全面领会、贯彻、落实和实施在浙江省的海洋经济布局和发展中，才能使浙江省的海洋经济发展走得健康、文明、和谐和快捷。
2、要发展好国家级新区，完成国家战略布局任务
舟山的发展现在有两个概念。一是舟山市的发展。它是浙江省陆地面积最小的地市级，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二是作为国家级海洋经济主题新区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它是第四个国家级新区，也是全国29个国家级新区之一。对舟山的这两个概念，它们是既有联系，也有不同——舟山市的发展只是自己的发展，但新区的发展一定是一种带动或驱动或拨动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发展。所以，舟山市发展不好是舟山人的事，但新区发展不好就是国家和省里的事。但人们包括领导基本都把舟山的这两个概念混淆的。其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特区”阶段。第二阶段为“新区”阶段。新区肩负着我国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再发展”的重任。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不怎么好”就与没有利用好新区的政策资源并发展好新区密切相关。所以，发展舟山不仅仅是舟山本地的责任，也是全省的重要任务，更是国家的战略布局和目标。新区的是否成功直接关系中国“再发展”的是否成功。这是国家赋予浙江省的重要战略使命。它需要浙江省为此做出贡献。作为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行区，舟山目前虽然发展尚未成熟，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其势头良好——舟山人均GDP连续2022年、2023年蝉联全省第一。这也可以从“上海港”对舟山港口资源的依赖，从“宁波舟山港”的成功发展中窥见一斑：舟山的港口资源优势不仅国内一流，而且世界上也位前列，尤其是深水岸线独树一帜。现实对宁波舟山港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上海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为此，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应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重点发展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洋港口等传统产业，还要积极探索和发展海洋装备、海洋工程、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能源等新兴领域，拓展海洋经济产业系统和海洋产业链条，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
3、要优化发展浙江省的S型海岸线，避免同质竞争
浙江省的海岸线呈现的是一个S型。在这个S型海岸线的外面还有可以反过来再辐射S型海岸线的中国第一大群岛——舟山群岛，它最新重新统计，共有2085个海岛。而它们又位于北纬三十度的奇特区域。所以，它的发展应特别注重区域间的有机协调，避免各地重复建设、同质竞争、内卷式发展。但同质竞争是目前区域发展的通病。所以，各区域应该根据各自的地理特点和资源优势，制定既差异化又协同化的海洋经济发展的规划及其实施规划的政策和策略。例如，一些地区可侧重发展高科技海洋产业，另一些地区则适合发展海洋旅游或渔业。同时，应实施统一的海岸线管理和规划体系，确保各区域合作共赢，实现长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引进、构建、发挥和发展协商民主的制度、机制、渠道和路径进入到海洋经济发展的决策机制中去。其中需要把“政治协商”与“经济协商”有机地结合起来。“协商”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工作，而不是主体内的工作；都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权力内部的运动。而最早的协商起源于商人。而最早的商人就是商朝人。所以，任何没有经济协商的政治协商都会是空想的、空洞的和空中楼阁的。协商思维一般是深度思维、高度思维、宽度思维、长度思维和历史思维等五种思维的合作和协作。
4、要发挥好浙江省的内陆水系，推进江海联运服务一体化
浙江省内的水系系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尤其是要实现姚江的江海联运的目标至关重要。这是明朝能产生“真三不朽”王阳明的交通基础。表面上的舟车枢纽实际上是人员、文化和思想的交汇中心。所以，浙江省内的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钱塘江水系、鉴湖水系、曹娥江水系、三江口水系、椒江水系和瓯江水系都应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应加快修建江西省鄱阳湖支流“信江”至钱塘江支流“常山江”的“浙赣运河”。这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仅30公里。一旦开通“浙赣运河”，将形成长三角区域的水路闭环系统，可以为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加高效的物流通道。这其实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交通基础之一。没有陆上水系交通的闭环系统作为基础，就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三角一体化”。为此，要深刻领会“江西是江南西部”的解释内涵。浙江省要加强与江西省的物流、人流和文化流的幅度、速度、程度和便捷度。
5、率先构建第四产业，海洋产业
“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应该创新地首先在先行区范围内把海洋经济率先打造成为“第四产业”。这其实是人类产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其基础是“经济”的核心部分，是“大产业”的概念。等第四产业各个方面都成熟了，再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实行。这是“先行区”应该和必须做的一项工作。但现有的“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顶多属于“工业产业”与“服务业”的结合，还未达到“第四产业”的标准。判断是否属于“第四产业”的关键在于是否涉及全新的领域。国际上将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本质上仍属于“旧质生产力”的范畴。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其作用对象必须是生态系统，而海洋作为“水球”的主要生态组成部分，是发展海洋产业的重点。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不可或缺，但它们只是工具，真正的“新质生产力”在于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海洋产业项目的布局应基于原有的产业基础，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和优势。例如：温州可继续发挥其渔业和海产品加工的传统优势；台州则以船舶制造和海洋工程技术为主；宁波拥有港口设施和物流优势；绍兴可利用其丰富的水产资源，发展海洋生物技术；杭州和嘉兴则可以依托各自的科研和技术优势，推动海洋信息技术和海洋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这些地区的海洋产业发展需要重新调整与布局，特别是要重视那些尚未充分开发的海洋产业项目和领域。海洋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应参考全球海洋产业的发展趋势，并充分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策略，实现高质量的海洋经济增长。
6、重新构建新指数，“海洋经济”发展新标准
根据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和人文经济学的精神，必须重新构建“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和新指数。这些新标准和新指数应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具备其独特性，尤其要体现现代生态文明的要求和海洋时代的特性。这意味着，发展海洋经济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GDP或产值衡量标准，而是要纳入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社会贡献等更具现代化视野的衡量维度。同时，应加强对浙江省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的贡献研究。但现在所谓的新标准和新指数其实不新，基本上只有量的标准，而没有质的标准，更没有新质的标准，也没有高质的标准，基本是没有把“生态生产力”和“生态文明生产力”成为新指数和新标准的核心。当前的“海洋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获利”和产值的经济效益上，但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浙江的“海洋经济”更多应体现为一种“贡献型”的公益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要为国家的整体海洋战略提供支持，实现“获利”和“贡献”的双赢发展。这要求我们在海洋经济研究和实践中，兼顾现代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推动浙江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的贡献最大化，并确保海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社会效益并存。
7、加强杭甬互动，实现陆海统筹、共同富裕
杭州和宁波的双城互动是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它不仅是两市之间的一般性互动，也是既体现陆海统筹，又体现省府与计划单列市之间的互动，更体现省内相关区域城市间的振动而兴旺。所以，要把杭甬之间的互动当作省内两市之间互动的范式。每个地市级行政区划发展市域经济属于“近代化经济范式”。现在的发展需要双城或两市之间的互动且合作和协作发展的方式。对此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首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时代化”。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这个时代自21世纪开始，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还未真正到位，很多人尚未清晰地区分“现代化”和“近代化”。杭州与宁波的互动本身就是“现代化思维”或“海洋化思维”应用于“现代化治理”的产物，建立在互补、合作、协作的基础上。这与“近代化思维”强调的竞争逻辑大相径庭。“近代化思维”关注私人利益、本体利益，而“现代化思维”更重视合作与协同。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杭州和宁波的互动体现了新时代的协作精神，而非传统的竞争模式。其实，杭甬最早的互动起源于“浙东运河”的开通。其次，要将杭州和宁波的互动放在“杭州湾”区域发展的视域下考量。杭州湾是一个海湾。杭州湾的发展具有海洋经济发展的性质。杭州与宁波互动，并夹着一个绍兴的发展，就是一个杭州湾南翼的发展。这也是从“小长三角”到“中长三角”的发展。但人们的思维还没有进入杭州湾思维，也就还没有进入海洋思维。明明是一个杭州湾大潮，人们还是习惯地称其为钱塘江大潮。所以，杭甬的互动发展既有利于陆海统筹，更有利于形成杭州湾的整体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的发展态势由上海、杭州、宁波三城主导，而其中杭州和宁波占据了“杭州湾”三个核心城市的2/3。若再加上绍兴、嘉兴和舟山，浙江在杭州湾区域整体发展中就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主导地位。由于上海与杭州、宁波跨省市的复杂关系，合作与协作常常面临挑战。然而，“杭州湾区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只有将杭州和宁波的互动置于这一更广阔的区域发展背景下，才能取得更好的协同效应。再者，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去思考双城互动。表面上看，杭州与宁波的互动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其背后隐藏着治理问题。无法实现双城互动，实际上反映了治理体系仍未完全进入“现代化”轨道，依然停留在“近代化”层面。现代化治理不仅涉及如何将古代治理经验、西方近代治理理念与中国当前实际问题相结合，还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提升境界、思维、思想和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来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最后，杭州和宁波的互动应放在“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考量。杭州和宁波之前虽然都有很大很好的发展，但都不是“共同富裕式发展”。浙江省是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到2035年需要完成示范区的建设与发展任务。杭州与宁波的协同发展，不仅是两城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也是这一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实践。这一互动可以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个典型案例，深入探讨不同地市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富裕”与“共同发展”虽然相关，但并不相同。“共同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则是结果。杭州与宁波的互动有望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和经验。中国历来强调“得其中，取其上；得其上，取其无；取其下，则得其零”。杭州与宁波的互动可以通过协同发展，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探索更大的可能性。同时，以杭甬双城良性互动作为范式，引导和鼓励湖州与嘉兴、衢州与金华再与台州、丽水与温州的两市之间的发展问题。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再架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和嘉兴等海边城市与海上城市舟山的互动方式，创新瓯江经济带、钱塘江经济带和杭嘉湖平原经济区。在这方面，宁波与舟山的合作已经迈出重要一步。
（二）浙江省要在“海洋生态文明经济”上做好积极创新工作
这里主要讨论“海洋生态文明”及其经济发展，以嵊泗为例。这是21世纪“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不能理解“海洋生态文明”，就难以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经济”。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一个“负经济”概念，即它还不是能够产生效益的经济，而是一种需要持续投入的经济。事实上，海洋经济的发展至今都未充分重视“生态文明”，甚至在某些方面仍以深度掠夺和破坏海洋生态资源为主。关键在于，我们对“生态文明发展”这一概念的理解还不清晰。所谓“发展”，究竟是指“经济发展”还是“综合发展”，或者是“生态文明”的发展？目前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大多模糊不清，导致政策制定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例如，大家在讨论“海洋生态经济”和“海洋生态文明”时，一些专家提出了“海洋生态文明指数”，但它与“两山指标体系”应有所不同。“两山指标”基于陆地思维，而“海洋生态文明指数”应以海洋思维构建。我们还讨论了嵊泗的“生态文明指数”，但不清楚它指的是嵊泗列岛的生态文明，还是包含嵊泗海域的生态文明。在陆地上，这种问题不常见，但在海洋和海岛的环境中却十分突出。嵊泗的“海洋生态文明指数”必须具有其独特性，这源于嵊泗的独特地理位置：它位于长江口、杭州湾口以及黄海和东海的交接交汇口。这种位置造就了渔场的形成，因其水域冷热交汇、咸淡水相融、上下水流动。如果要研究“海洋生态文明指数”，必须对“海洋生态”有深入理解。但目前我们对海洋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很多科学家在此方面的理解也缺乏整体性和生态性的视角。举例来说，舟山海域的海水有“四组八种”，包括冷热水、咸淡水、清浑水和上下水。舟山渔场因这些独特的海水条件而闻名，海鲜的鲜美也因此得以保障。对于生态文明的衡量标准，我们不能简单以陆地生态的标准来衡量海洋。例如，许多人认为清澈的海水更好，但事实上，浑浊的海水往往更适合渔场生存。因此，生态文明的标准和指标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海洋环境中，必须慎重考虑指标的设定。嵊泗的“海洋生态文明指数”应该比其他地区更加灵敏和综合，因为它是长江和杭州湾口流入东海和太平洋的必经之地。嵊泗的海洋生态不仅关乎当地，还影响到长江经济带和杭州湾经济圈。因此，嵊泗的生态文明指标需要包含对上游生态的监测，这是生态文明的系统性问题。我们需要尽快建立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的检查程序和检测标准。如果目前尚未有这样的体系，浙江省应当加速构建并实施，确保海洋生态文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指数”首先是一个检测问题，主要是检测流入海洋中的水体毒素含量及其程度。这种检测在嵊泗处于关键位置，应当带动整个区域的水质检测工作。应在上游每个水流口处都建立检测站，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类检测将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快捷化和精准化。同时，检测应具有综合性和发展性。例如，长江中流出的泥沙量如何，与黄河历史上的泥沙量相比较如何？为了有效监测长江水质，就需要在上游各水流口处设置综合性检测站。如今，长江的水质逐渐变黄，虽然尚未到“长河”的程度，但这一趋势值得警惕。黄河历史上曾经历过“黄江”阶段，即尚未完全成为“河”的时期。而如今的长江似乎正在向“长河”演变。我们必须思考，嵊泗在推动海洋生态文明方面能做出哪些贡献？而前面提到的水质检测只是对客观现象的数字化了解和反映，例如水质是否优良？是否存在污染？有一位台湾海洋大学的海洋专家曾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一种可能会破坏海洋生物食物链的毒素。如果海洋生物摄入了这种毒素，其繁衍能力将受到极大影响，可能导致物种无法繁殖。这一发现使我们反思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甚至濒临毁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目前，普遍认为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因此实行禁渔政策，通过控制捕捞量，保护鱼类的繁殖期。例如，夏季流行的“小带鱼烤”由幼小的带鱼制成，如果这些幼鱼被捕捞上来，冬季成年的大带鱼数量将会大幅减少。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和理论。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渔业资源的衰退并非单纯由于捕捞，真正的威胁可能是水中的毒素。捕捞是一种物理操作，而毒素则是化学因素。这一启示来自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海洋生物链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常见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说明了食物链的层级结构。如果食物链中的某个环节受到破坏，将导致整个生态平衡的失调，例如上游生物数量激增、下游生物饿死，或者某些贝类或螃蟹数量异常增多等。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海洋生物只依靠海水生存，正如人类不能只依靠空气生存一样。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复杂而精妙，但我们对这种食物链的规律研究是否足够深入？目前来看，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
同时，“生态文明经济”还涉及到自然界中各类生物之间复杂的生态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人类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解还非常肤浅和片面。“海洋生态文明经济”涉及多个层面的生态规律，包括人与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的关系、水流方向和洋流的影响等。北半球的洋流和海流通常呈顺时针方向，而南半球则是逆时针。这一规律对于理解海洋至关重要，因为人类正是凭借海流和洋流的力量得以到达地球的任何地方。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洋航线，就是借助海流和洋流，无需风力或动力即可横渡大海。然而，洋流、海流与水流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共同影响着海洋生物的迁移和分布。特别是，水流的方向往往与洋流、海流相反。这种海洋多元性、包容性和复杂性也使得像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等问题尤为值得深入研究。随着全球核电发展的推进，这类问题将愈加普遍，并对海洋生态、生物及人类带来潜在的深远影响。因此，必须加大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观测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预测污染物的行为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提升公众对海洋生态保护的认识并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海洋污染问题的关键。海洋作为全球生物、植物及人类的共享资源，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没有其他生物的存在，人类也无法生存。因此，重视并投资于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已经成为一项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
（三）浙江要率先做好“经略海洋”的工作
浙江省的海洋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经略海洋”的高标准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问题在于，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海洋经济发展，但尚未从“经略海洋”的高度与深度进行规划与实施。“经略”这一概念不仅仅停留在战略层面，它要求上接“战略”和“方略”，下连“策略”和“省略”。因此，自从“经略海洋”概念问世至今十年，浙江省虽然在2022年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上重新提出了“经略海洋”的战略布局，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不足。一个关键问题是，尽管提出了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的目标，但在学习宣传和具体措施上，还未能真正达到“经略”的高度、精度和远度。同时，宣传和实际工作中的热度也有所欠缺。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海洋强国”和“经略海洋”内涵、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和全面。缺乏“海洋思维”，就难以准确把握“海洋强国”和“经略海洋”的真正精髓。目前，浙江省的海洋经济仍处于“利益性”发展的阶段，还未达到“共享性”的高度。而“共享”正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之一。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新发展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需要的是具有长远目标和高远志向的“益利性”海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仅仅关注眼前利益，更要关注长期的社会效益与公益价值。“事业性海洋经济”虽然必然包含利益追求，但单纯的“利益性海洋经济”可能会缺乏足够的深度和长远的执着追求。
1、“经略海洋”是一种既面向未来又注重操作的“预谋”
关键在于深刻理解“经略”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有云：“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的“略”不仅是策略，更是智慧的体现，是对未来的深谋远虑，而不是简单的指令性操作。与“战略”的总体规划和“方略”的具体布局不同，“经略”更注重实际操作中的前瞻性策划。在这一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往往是次要的，关键因素通常隐藏在表面之下。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关系，明确了表面现象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关键因素往往是不可见的。中央提出的“海洋经济”，实际上是对“海洋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缺乏长远海洋经济考虑，必然会带来眼前的经济利益困境；没有战略规划，如何谈及经略？同样，缺乏有效的经略操作，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在治理问题上，有三个层次：一是“治”已显现的病症，二是“治”潜在的未显病症，三是“防”潜在病症。关键在于预见与预防。虽然现代医学已逐渐重视未病的预防，但在预防潜在问题的理念和意识上，仍显不足。我们在预测未来发展时，往往只看到潜在的好处，而忽视了可能面临的问题。在海洋治理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因此，“经略海洋”的思维首先应当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未雨绸缪，着眼于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隐患，才能确保海洋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2、浙江在中国“经略海洋”中的地位十分独特
那么，什么是“地位”呢？地位=地方+位置。浙江位于中国东南偏东，处于中国“弓”与“箭”交汇点的关键位置，具有“四口之要地”的战略意义。东海区域的“五个点”——舟山、台湾、琉球、日本、韩国，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五边形海洋社会”。因此，“经略海洋”不仅仅是地理战略的经营，还包括对“海洋社会”的深层次经营。要从全球“海洋社会”角度进行经略，首先应从“东海社会”着手。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东海位于“西北太平洋”地区，马克思曾提到这里是世界的第三个中心。按照海洋史的观点，世界的第二个中心是近代的北大西洋，而第一个中心则是古代的地中海。如今，这个新的世界中心已经形成，标志着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以及亚洲四小龙都位于“西北太平洋”区域。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世界中心”的意识。缺乏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落后思维的表现。
3、浙江“经略海洋”要高度重视东海的战略意义
“经略东海”是一个国际化概念，要求具备国际思维、全球视野、海域意识以及全球战略眼光。东海是中国“海洋之箭”的“箭头”。“经略海洋”的其中一层含义是“经度海洋”，这与广东、广西“纬度海洋”的战略不同，后者是从北向南的推进模式。而中国的“海洋之箭”从东海出发，其方向始终是自西向东，沿东经逐步延展。这个方向性决定了“经略海洋”的地理战略，目标先指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到达拉丁美洲、英国，最终扩展至欧洲和非洲，延续了最初“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洋路线。东海的东面便是太平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然而，浙江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多倾向于向西，走“中欧班列”，开拓中东欧的贸易渠道。从这个视角来看，“经略东海”应兼顾历史和现实，重视舟山渔民在二战期间勇救英国战俘的事件，这一历史事件也彰显了舟山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的许多冲突与海洋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2005年、2015年和2022年三次提及这一事件，反映出东海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经略东海”策略中，国家战略和海域方略至关重要。虽然“经略海洋”涉及的层面复杂多样，但可以从具体、务实的举措入手。例如，取消“东极岛”的称谓，因为它实际上是“中街山列岛”的一部分，而“东极”只是行政区划中的“东极乡”“东极镇”，并不代表中国东海的最东端。从“经略海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名容易产生误解，让人误认为“东极岛”是中国东海的最东端。事实上，中国在东海最东端的地理标志是钓鱼岛。因此，建议将“中街山列岛”作为“经略东海”的核心，并通过广泛宣传明确其战略定位。
4、浙江“经略海洋”要重点发展GOCC（全球海洋中心城市，Global Ocean Center City）
这一概念源自世界海事之都（MCW），但相比MCW聚焦海事活动，GOCC涵盖了更广泛的海洋治理和利用。在浙江，GOCC不仅仅是关于城市建设的问题，更涉及城市的重构和重组，目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下对中国乃至全球城市结构进行创新性调整和布局。浙江省提出的“现代化先行”目标，通过建设现代化海洋城市和滨海大都市，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关于“现代化”的定义仍需进一步探讨和明确。现代化究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还是达到某种特定状态的结果？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来看，现代化更倾向于结果概念，与近代化的区别在于其更加强调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和思维创新，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在中国，最具潜力构建GOCC的城市包括舟山、台湾和三沙。这些城市若能成功发展，将形成一个“海上城市带”，成为中国“经略海洋”战略的核心部分。浙江的任务是深入理解“海洋城市”和“滨海大都市”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有机关系，并在上海和宁波的支持下，将舟山打造成“现代海洋城市”，使其成为中国“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核心枢纽。这不是舟山要把自己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事情，而是国家需要舟山成为这样的城市。舟山也最具有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文明条件。这一发展将为中国“海上城市带”的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作出重要贡献。
5、浙江“经略海洋”要重视港口重组
目前的“港口”概念仍以“单口”或“群口”为主，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亟需一个“线口”概念。与“港口”不同，“港”的本质是一种“巷线”，即“水巷”。因此，“浙江港”应当由嘉兴港、宁波港、台州港、温州港和舟山港等沿海各港口组成一个“线口”体系，并通过制度创新突显舟山港的战略地位，建立“海上港口辐射滨海港口”的管理机制。舟山港作为离大陆较远的海上港口，既可以向北辐射至山东、江苏各港口，又可以向南辐射至台湾基隆港及北方港口。这是“现代东方大港”的核心理念，应纳入国家“经略海洋”战略规划中。浙江的“S+1港”计划可以作为这一规划的起点，核心在于机制和制度的创新。这一蓝图早在2005年由习近平总书记构思，标志性成果是“宁波—舟山港”的启用。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中国东海岸线上的各港口通过“海洋经济服务经济”的理念与机制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港口带弓”。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将成为这一港口带弓的关键配套设施，展现中国迈向“海洋世纪”的最强进攻性战略态势。与此同时，对“港口带弓”的构建与管理应纳入未来的“海洋部”构想。设立“海洋部”将是国家正式进入“海洋时代”的重要标志性举措。没有“海洋部”，中国政府还不能真正宣告进入“海洋时代”。该部门应负责管理国内外“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及其航线和港口网络，确保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战略优势。
6、浙江“经略海洋”要注重“海生经济”的发展
“海生经济”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浙江有望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该概念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海洋生态经济”，二是“海洋生物经济”，其中“渔业经济”只是“海洋生物经济”的一个分支。中文中的“经济”源自“经世济民”，而英文中的 economy 强调的是“生态为我所用”，这显示出现代“经济”概念更多聚焦于“生产、产出和产值”，而偏离了其初衷。起初，我们关注的是“鱼”，而非“生物”；而今，我们看到了“生物”，却忽视了“生态”。事实上，“生态”是“生物”的基础，而“生物”则是“渔业”的前提。当前，海洋经济经历了“自然经济”、“交通经济”、“贸易经济”和“加工经济”，亟需迈向“科技经济”。从另一视角来看，“海洋经济”可以分为“探险经济”、“风险经济”、“自由经济”、“平等经济”和“制度经济”，当前应进入“谋略经济”阶段，这一阶段涵盖了战略、方略、策略及经略等多层次的经济状态。“海洋生物经济”不仅关注捕鱼数量，更注重可持续捕捞的潜力。东海的海洋生物资源应通过普查、评估和估算，视作潜在财富。尽管这些资源难以准确计量，仍需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与保护。海洋事业包括海洋经济，涵盖了从第一产业到第四产业，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第三产业及以上的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和海洋业。有人将游戏业和数字产业看作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但真正的发展应超越传统的第一、二产业，更多地关注第三产业及以上的领域，尤其是服务业和海洋相关的行业。例如，在传统的捕鱼经济中，渔权的价值可能比渔产量和渔产值更具长远意义。未来的发展应特别重视海洋旅游、海事服务、金融服务、海员服务、教育服务、科技服务、联运服务、加油供水服务以及渔业资源发展服务等。尤其需要深入理解“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海洋经济服务经济”属性和功能，目前对此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将其错误地从“第三产业”偏向了“第二产业”，这是“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实施方案”至今未能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
7、浙江“经略海洋”要重视海洋文化的挖掘与发展
通过挖掘、整理、打造并完善浙江省特有的海洋文化，不仅能为中国的外交和外贸找到沟通世界的文化话语体系，也能为全球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浙江海洋文化的典型案例之一是二战期间，舟山“普陀山附近海域”的渔民冒险勇救英国战俘，这种善良、慈悲和人道主义精神展示了海洋文化中深厚的和平价值。因此，建议在舟山设立“和平海洋”纪念塔、博物馆和举办论坛，彰显浙江海洋文化在世界和平事业中的重要性。世界进入海洋世纪后，特别需要“和平海洋”理念的传播与弘扬。关于“东海平原文明”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有学者推测，距今15000至40000年前的东海平原文明，可能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甚至有猜测认为柏拉图在《提迈尤斯》中提到的亚特兰蒂斯，可能位于琉球群岛中的“与那国岛”海底遗址。这个遗址是日本潜水员于1986年发现的，测年显示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当时太平洋海水上升，导致地理变迁，而类似的文化符号也在甘肃“大地湾遗址”中被发现，这引发了对于上虞和虞朝都城的猜想。由此可以说，人类文化的根本上属于“海洋文化”，只是我们习惯性地将其误认为是“陆地文化”。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本质差异也显示了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词源上，“文化”（culture）源于“农业”（agriculture），而“文明”（civilization）则延展自“城市”（city）和“市民”（civil）。这表明，文化与生产相关，文明与生活相关。生产是人类的基本区别所在，而文明则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和升华。然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文明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如基督教文明、儒释道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而战争是文明异化的结果。相反，海洋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与共生性，正如“海纳百川”的象征。近代文明中的自由观、平等观和风险观均源于海洋文化的提炼与发展。在东海地区，这种文化联系尤为深厚。联合国曾开展“从东海渔业资源看人类与海洋的关系”的研究，探讨东海文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舟山渔民勇救英国战俘的事件，也展示了海洋文化中包含的包容观、生命观和平等观。通过深入挖掘这些海洋文化价值，我们可以为当前世界文明的冲突与矛盾提供更具包容性与全球视角的文化解决方案。
8、浙江“经略海洋”要重视海洋科技的战略发展
自2018年6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实际上已经迈入了“海洋科技经济时代”。然而，现实中对这一新时代的认知还较为有限，许多人仍停留在“自然经济”阶段。即便有一些海洋科技研究，也多是“课题性研究”，而非“事业性研究”。前者注重短期的效益与利益，后者则聚焦长期投入与战略目标。“事业性研究”不仅需要“现金资本”的投入，还包括“人力资本”“时间资本”“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等多种资源的汇集。而当前，浙江省虽然在海洋科技领域已有所进展，但研究进度、创新速度和整体覆盖面仍需进一步提升。标志性成果还需进一步深化，包括海洋科技研究所和海洋类高校的数量与质量的双提升，特别是对海洋技术人员的培养要注重实用性和技术性，使海洋技术能够真正应用于实际。除了技术教育，海洋意识教育同样重要。要普及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让更多人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特别是，浙江应开设“海洋新闻电视频道”，提升公众对海洋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感。因为意识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然而，近20年来，浙江的“海洋意识”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沿海地区的居民，尤其是渔民，正在逃离海洋，前往海边和海上的人数也在减少。这种趋势对浙江“海洋强省”战略乃至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构成了重大挑战。要激励更多的人投身海洋事业，就如同过去人们怀揣“革命意识”奔赴延安一样，必须培养一种强烈的“海洋意识”。浙江高校应率先在思想政治课程中专门设立“海洋意识教育”模块，提升青年一代对海洋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种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才是真正的战略和方略，推动海洋事业发展的长远基石。与此同时，浙江省的各类媒体应广泛宣传浙江在海洋事业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全国和省内“海洋强国”“海洋强省”的远景规划和政策方向。通过提升公众对海洋经济的认知，营造一种人人热爱海洋、服务海洋的氛围，逐步将“冷冷的蓝海”变为“事业的暖海”。这种氛围应不仅限于寻找一份海洋相关的工作，而是激发更多人将海洋事业视为终身使命，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海洋经济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技术支持。最终，要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成为浙江省及长三角地区“再发展”和“新发展”的新增长极，进一步推动浙江的海洋科技与经济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前沿。但这种“增长极”不是拉动型的，而是“四两拨千斤型”。但现实人们的理解还局限在“拉动型”上。
要实现海洋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政策的引导。但现在的海洋经济政策应该是还没有成形，是既没有到位，也不成系统。起码在政策上，“拨动型”和“拉动型”还没有分开。这二者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体制和机制就是不同的。政策不仅是资金设立和落实的依据，更是整合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关键杠杆。海洋事业的发展，需要鼓励更多人投身其中，因此，对为海洋事业奉献和献身的人群，政府应通过政策设立收入上的“地区和行业类别政策”，例如对海上高校的教职员工的收入和待遇，应高于海边、沿海、沿水以及内陆高校的教职员工。额外的部分可以通过政府财政的“专项资金”进行补贴。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单靠市场自由调节，海洋事业的发展速度将会大大放缓，甚至可能陷入滞后和倒退。例如，海洋类高校的评价标准和收入标准应有独立的分类和调整，以适应其独特的教育和科研环境，避免与其他高校的通用标准混淆，确保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有稳定的政策保障。浙江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沿，应抓住“海洋强国”“海洋强省”的历史机遇。如果缺乏政策支持和创新思维，浙江省就将错失成为全球海洋科技和经济先行者的机会，被“海洋世纪”的浪潮所淘汰。而地方的发展一定要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浙江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发展问题，更要关注其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这不仅仅是一个GDP的问题，更多的贡献是难以直接量化的，但对国家的战略意义重大。浙江现在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初期发展的路径”。这种思维模式容易使浙江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们已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而不再是单纯追求“富起来”的目标。我们处在“海洋时代”，而非从“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的过渡期。时代的变化必然带来发展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这需要新的重视、新的创新以及全新的政策导向。这种创新应集中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思维创新，使浙江不仅在海洋经济上继续领先，更在全球海洋战略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结语：对海洋经济的发展研究还任重道远
本报告并非旨在全面分析和研究“海洋经济”及其发展的整体性与综合性，也不是对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工作的系统、整体和全面的梳理、评价和展望，而只是直对当下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工作提出的四项在本研究看来重要的建议。但它不是按照“问题—原因—对策”的套路写成的，而是从“建议”的角度，按照“意义—内涵—项目”的思维逐渐推进。这是一个表达的过程，不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其中，再通过“工作建议”的表达来反包“问题梳理”和“原因分析”。这是本课题在进行深入研究后的一种试图系统地、虚实交错地表述。所以，其中难免给人一种陌生、猜测、片面、不逻辑、不合理和有失偏颇的感觉。这四项建议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一项建议为第一类，第二项建议为第二类，第三和第四项建议则归为第三类。这些建议其实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这“三海工作”的具体化，是习总书记在2013年“730”学习会上提出的“海洋三权思想”的三个重要工作步骤。第一类建议围绕“关心海洋”而展开。海洋既产生生物，又维持和保护生物。人类本质上属于生物，是生物中有“使命”的生命。所以，要关心海洋的时代之变和对人类的挑战之恶。关键在于，在当下和从当下起，我们该怎么办？第二类建议聚焦于“认识海洋”而深入。我们虽然从宏观角度看仍然生活在海洋中——人类生活的陆地只占地球表面积的29％，被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所包围。但从微观角度看，从约15000年前海洋上升入侵“东海平原”迫使人类逃离海洋以来，对海洋已经越来越陌生，甚至对海洋已经没有多少认识。即使现实有那么一点认识也是凤毛菱角、冰山一角和片面化表面化理解，而且还多半与灾害和灾难联系在一起。而第三和第四类建议则涉及浙江省“经略海洋”的项目及其操作而设计。其中的基本判断是，虽然浙江省的海洋意识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但其海洋工作还没有进入一个“系统工程”的阶段而难以落实和落地，继而也就难以持久和持续。其中的设计虽然有抛砖引玉的一面而有失全部，但也有逻辑性、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和有机性的另一面。本文把课题研究的成果按照四项建议归类到工作范畴来考虑和表述。这些建议中的每个“类点”下的内容或是抛砖引玉的，或在某些方面是剑走偏锋的，显得有些偏激、偏颇甚至不够全面。目前，“海洋经济”的发展阶段主要还是应停留在意识灌输和理论教育层面给予加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和教育的普及，就难以实现“海洋经济”内涵的深化与扩展。海洋经济的发展就会陷于盲目和狭窄境地。内涵的深邃性决定了外延的丰富性、结构的科学性、路径的独特性、方法的有效性以及作用的战略性和效益的共享性。内容的内涵性和价值性又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性。在海洋时代中，海洋的第一要务是政治和战略，而经济和策略是第二要务。但任何战略的实施和实现又需要政策策略的支持。政策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杠杆。海洋经济政策的支点在海洋经济。再由海洋经济连动和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再引导和促动整个海洋社会的发展。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海洋社会。然而，现实情况是，这是现有的“海洋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到达的认识高度。这是“海洋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知所措、盲目肯定和本末倒置现象问题的思维原因。这不仅无法契合和顺应海洋世纪与海洋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的趋势，还会阻碍国家整体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布局。这又是由决定海洋经济政策发展的方向和内涵的海洋政治出现了偏差和不到位引发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应对海洋时代中海洋利益的分配与分享所引发的冲突和战争。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尤其是在黑海的俄乌冲突和地中海的巴以冲突，都与对海洋利益的时代考虑息息相关。美国在台海和南海的介入也反映了同样的考虑及其问题。但这往往是“陆地思维”没法认识的。任何政治和军事冲突，归根结底都源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在海洋时代，“渔权等同于海权”，“海洋经济等同于海洋政治”。这是一个完全的权利决定权力的时代。因此，单纯的海洋经济问题现在已不复存在。就中国而言，海洋问题自二战以后就在越来越严重化和冲突化。它起初起源于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封锁。直至现在，中国海洋问题表面上是南海问题，实质上是东海问题。东海的钓鱼岛和南海的黄岩岛事件，是我们过去对“海洋经济”发展重视不够和不足的结果和后果。东海在中国“再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台海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一担挑两海”的关键角色。历史上，台海曾经担当过中国第一海防的标志和要务。因此，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GDP增长，更应担负起推动东海“五边形社会”关系融合与合作的使命。“海洋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海洋经济”是一个外向型经济，而“海洋政治”则代表着和平、合作与协作。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应不仅限于自身利益，还应通过参与和引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的“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